智慧语录:治大国如烹小鲜——道德经

北京保卫战的后勤方略

2017-02-13 09:15:21 关键词:

  公元1449年(明正统十四年)的“土木堡之变”后,明王朝唯一的战略机动部队——50万京军全军覆没。8月16日,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,由今河北的新保安、宣化和山西的大同出塞休整。9月,在与英宗皇帝一起被俘的明太监喜宁的唆使下,欲以送还英宗为名,趁势进取北京。  消息传来,满朝震惊。当时京城只有弱兵数万,形势危急。一些官员主张迁都南逃,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于谦以“京师为天子之根本,一动则大事去矣”为由,拒绝迁都,并献策召天下勤王兵,誓守京城。皇太后、监国成王和大多数大臣支持于谦的主张,遂定战守,调兵备战。8月21日,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,全权指挥军民守卫都城。9月,确立成王为代宗皇帝,遥尊英宗为太上皇,粉碎了也先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诡计。  按照明朝的体制,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。为此,代宗皇帝专门下令,授予于谦“提督各营军马”的重任,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。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,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。于是,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,其地位仅次于皇帝。于谦认为,土堡保之战的失利,犯了许多兵家之大忌,其中后勤保障没搞好是重要原因。50万明军长期在风雨中辗转,军粮不备、军械不习、运输不及时,连唯一的饮用水源都被切断,在人饥马渴的情况下,是不能打胜仗的。因此,于谦上任后,首先实行正确的后勤方略,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做好后勤准备。

  在人力准备方面,着重整顿、充实京军。京军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,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。为了迎接战斗,于谦重组京军。他急调两京、河南的备操军,沿海的备倭军,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大军,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,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22万多人,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。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,前往京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地招募兵员,进行应急训练,以备补充。


  在武器装备的筹措方面,于谦也想尽了办法。当时,京城军中仅有1/10的将士有盔甲,兵器也严重不足。为此,他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,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2/3,共126万件调入北京,补充守城部队。还派出人员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9000余项、甲5000余件;神枪(火枪)1.1万余杆、神铳(火铳)2万多只,神箭(火箭)44万枚、火炮800余门。并更换了明军的战服、军旗等。

 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,当时,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,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。由于短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,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,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。于谦不同意。他认为,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,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。如果没有粮食,军队就会不战自溃。因此,它采用了一切措施运粮。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,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、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。并提出,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,除运费外,另发白银一两,以资鼓励。重赏之下有勇夫。在于谦的督促下,运粮队伍川流不息,昼夜往返。不几天工夫,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京城并储备起来,从而使军心大振,也稳定了民心。在此基础上,于谦还下令,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,众从皆欢呼雀跃。  在发动群众支前方面,于谦将全城军民都动员起来,备战备荒。城内的木土、瓦匠、石匠等统一编成工程队,进行训练。筹集了大量砖石、木材、石灰、工具等,以备战时急用。组织力量加固北京周边45里的城墙,增修了京城的崇文、正阳、宣武、东直、朝阳、西直、阜成、德胜、安定9门,特别是城北的德胜门、安定门,城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,把城内侧由土筑改为砖砌,并深浚了城壕,加强了城防。同时,命令工部组织人员在城墙堞口设置门扉,在城东、西、南面城墙上绑上沙栏木,共设置门扉11000余个、沙栏木长5100余丈,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池的防御性能。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,于谦还传檄京城周围的州县和山西、河北等地民众,拿起武器,视情况打击瓦剌军队,切断其后路。  为了稳定内部,凝聚士气,于谦协助代宗皇帝,采取果断措施,清除王振一伙的党羽,刷新内政。并在组织上从全国各地荐拔有才干的武将,组成抗战指挥集团。原大同副将石亨在“土木堡之战”中战败,单骑逃回,被贬官下狱。于谦认为,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,而且战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他。于是将其释放,并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,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。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中,石亨指挥有方,英勇作战,战果显著。“论功,亨为多,晋侯”。同时,另以名将指挥京

  城的火器部队、骑兵部队和镇守大同、宣府、居庸关、紫荆关等重要关口,并严惩了一批贪生怕死、玩忽职守的将校。另外,于谦还改革了军制,把传统的“三大营”改为10个团营,使其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,明军兵精粮足,士气大振,严阵以待。  10月1日,瓦剌军挟持被浮的明朝英宗皇帝大举南下。一路经宣府进攻居庸关,从京师正面吸引明军。也先亲率主力3万人经大同进攻紫荆关,迂回京师。9日,在投降的明太监喜宁的帮助下,也先攻占紫荆关,挟持英宗经易州、良乡、卢沟桥,于11日进抵北京城郊。  面对强敌,石亨提出了收兵入城,禁闭9门,依托城池进行固守的建议。于谦认为,瓦剌势盛,如果示弱,会使敌人更加猖狂。他主张,采用背城决战的方略,将22万大军列阵京城9门之外,并以重兵伏设于德胜门,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,以战为守,分调援军,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,准备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。  12日,也先将主力列阵西直门外后,挟持英宗皇帝到德胜门外的土城,要求朝廷派于谦、石亨等高级将领亲自出迎,并索求金帛数以万万计,企图以此将明军主将擒获,迫使明朝献城。于谦识破了敌人的阴谋,一方面派出官员朝见英宗,一方面提出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的主张,统一官兵思想,严阵以待,粉碎了也先的诱骗阴谋。在兵力部署上,于谦审时度势,灵活用兵;在战役主要方向上,隐蔽主力,待机歼敌;在次要方向上,避敌主力,采取小股袭扰,处处出击

  的策略,迷惑敌军,给瓦剌军造成错觉。当夜,两路明军主动出击,斩杀瓦剌军数百,乘胜而归,使军威大振。  13日,也先集中全力进攻德胜门。于谦以少数骑兵佯装战败以引诱敌人。也先中计,督精骑万人追击,陷入明军的埋伏地。明军神机营火器齐发,伏兵骤起,大败瓦剌军于城下,斩杀万余人。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之弟勃罗、平章卯那孩等重臣也中炮身亡。也先收集溃兵转而进攻西直门,又被明军神机营与步、骑兵的联合行动所击败。  14日,防守彰仪门的明军主动出击,城外民众纷纷加入战斗,击其粮道。今灵丘、蔚县、涞源一带的民众,也纷纷组织起来,对四处掠夺的瓦剌军以打击。经过5天激战,瓦刺军屡战屡败,攻城不克,和谈不成,士气低落。又听说进攻居庸关的瓦剌军被守关明军阻住,且各地增援明军纷纷前来,深怕归路被断。15日夜,瓦剌挟持明英宗由良乡向紫荆关方向撤退。于谦急令明军乘胜追击,又在固安、霸州等地击溃瓦剌军万余人,擒获大将阿归等48人,夺回被掠牲畜万余头。11月8日,瓦剌军全部退出塞外。慑于明军势盛,次年8月,也先释放英宗皇帝回国,恢复与明朝的臣属关系。这在中国历史上,汉族君主被外族掠去,又无条件释放回国的还是第一次。他表明了于谦指挥明军抗击瓦剌军入侵,取得了彻底胜利。  此战,与英宗土木堡之战形成鲜明对照,一个重视后勤,取得了胜利,一个忽视后勤,导致了失败。其教训发人深思。  令人遗憾的是,8年后,被于谦重用的石亨等人,趁明代宗皇帝病重,未立太子之机,发动“夺门之变”,迎接被瓦剌放回的英宗皇

  帝复辟,废代宗皇帝为成王,将于谦等朝廷栋梁之臣逮捕下狱,并杀害,酿成“天下奇冤”。当时,不仅“京郊妇孺,无不洒泣”,皇太后闻讯,也“嗟悼数日”,“英宗亦悔之”。不久,瓦剌军又大举攻明,明廷“人人忧色”。1466年,于谦沉冤得到昭雪,后被谥为“忠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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