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语录:治大国如烹小鲜——道德经

王安石变法:给天下开错了药方

2017-02-13 08:50:03 关键词:

       “新法”的另一后果,是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,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。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,王安石及其“新法”便成了罪魁祸首。

       中国古代的变法者,大多没什么好下场。北宋王安石,便是其中之一。在文学上,他的才华毋庸置疑:他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诗歌雅丽精绝、意境高妙。但是,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,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。赞赏他的人,视他为贤明宰相,“一代圣人”;反对他的人,则称他是“元凶极恶”,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。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《辨奸论》,称他经月不洗脸、不换衣,生活习惯差,做事不近人情;也有人撰《王安石洗冤录》,埋头考证史籍,发愿要洗清千百年来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。

  常言道:“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。”但是,关于王安石的毁誉是非,似乎凝固在了历史的迷雾中。

 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(今江西)人。父亲王益,进士出身,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、知州,但所到之处,勤政爱民,深受百姓爱戴。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,受其影响很大。他后来回忆说,自己当时年纪小,不清楚父亲的为政事迹,但记得他的教诲,父亲希望“大润泽于天下”,就是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,如果有一个老百姓生活不幸福,为官者都应该觉得羞愧。

  1035年,广南出现战乱,西北党项人赵元昊也背叛大宋,消息传来,朝野震动。王安石写下了他现存最早的诗作《闲居遣兴》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谁将天下安危事,一把诗书子细论?”诗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,充满了对时局的关切。而这时的王安石,年仅15岁。

  转过年来,王益调任江宁(今南京)通判,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江宁。在那里,他猛然感到光阴易逝,“男儿少壮不树立,挟此穷老将安归”?少壮时如果不选定前进的方向,那么到老必将无所成就。于是,他辞谢一切世俗应酬,埋头读书,以古代圣贤自期。


  有道是“十年寒窗”,王安石只用了5年,就顺利考中进士。不过,此中也有一段插曲。考官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呈送当时的皇帝仁宗,排名顺序本来是:王安石第一,王珪第二,韩绛第三。但是,王安石考卷中有“孺子其朋”一语,惹恼了仁宗皇帝。“孺子其朋”,出自《尚书·洛诰》,原文是:“孺子其朋,孺子其朋,其往。”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:“你这年轻的小孩啊,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。”这本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的劝诫口吻,宋仁宗当时年过30,皇帝都当了快20年,却被王安石一个毛头小子比作小孩,自然满心不高兴,他说:“这个考生犯了忌讳,不可以当第一。”结果,原本可以成为状元的王安石被降为第四。

 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,有长达16年的时间,辗转江南各地担任地方官职。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京任职,做舒舒服服的清闲京官。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,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较高名次的人,在外省任职期满后,就可以进呈著述,申请京中“馆职”,即史馆、集贤院、秘书省等馆阁内的职位。入职馆阁,也是跻身高级官员的一条捷径。所以,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,几乎都循例而为。但是,王安石从未提出过类似申请。

  任舒州(位于今安徽境内)通判时,王安石曾两次接到让他入京的诏命,他都以“家贫口众,难住京师”为由,要求继续在地方留任。舒州任满之后,朝廷再次召他赴京,他实在没有理由了,只好先后担任集贤校理(职责是在集贤院中收藏校勘典籍)、群牧判官(职责是指导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、养马监)。

  在京中任职的两年,王安石并不安心,请求外任达10多次。其中原因,当然不是因为“家贫口众”,而是希望像他父亲那样,做一些“大润泽”于百姓苍生的实事、好事。王安石认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机会践行造福百姓的理想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想看发秃无归计,一梦东南即自羞。”在京中无所事事的他,做梦都挂念着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江南,为没法回去而羞愧。两年后,他终于请得外任,相继担任常州知州、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。

  1058年10月,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调任三司度支判官(相当于今财政部官员)的诏令。他既不愿回京,又认为这一职务非自己所长,便上书当时的宰相富弼,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继续在地方上做点实事。然而,北宋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办事,王安石等待多日,毫无结果,只得前往京城赴任。

 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,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呈了他著名的万言《言事书》。主要谈及吏治问题,即人才培养、选拔、考核的问题,他希望通过人才培养,改造整个官僚体制。王安石读书、治学、做官,一直都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。他做过10多年的地方官,对民众生活、行政机构的各种弊端都有所了解,对于如何整治这些弊端,也有自己的看法。这篇《言事书》便是多年来的深刻总结。但这样一份恳切的万言书,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。

  大约与此同时,王安石写下了他最负盛名的诗作之一,即《明妃曲》二首。这是一首咏史诗,以昭君出塞为题。很多诗人都曾写过这个题材,但大多是哀叹王昭君失身胡虏、远离家乡的悲苦。王安石的《明妃曲》却是翻案文章,对惯常的主题做了颠覆性的处理。

  在第一首诗中,他写道:“意态由来画不成,当时枉杀毛延寿。”据说,王昭君刚入宫时,宫中的画师毛延寿曾为众女画像。因为王昭君没有像别人那样行贿,毛延寿便将王昭君画丑了。等昭君出塞,汉元帝一看她的美貌,心里悔恨,责怪毛延寿所画不实,便杀了他。在王安石看来,王昭君的美貌是画笔无法呈现的,汉元帝处死毛延寿实在是冤枉了他。接下来的几句,王安石以昭君家人的口吻,安慰身处塞外的王昭君说:“家人万里传消息,好在毡城莫相忆。君不见,咫尺长门闭阿娇,人生失意无南北。”阿娇是汉武帝的皇后,失宠后被幽禁在长门宫内,度过了寂寥悲苦的一生。王安石的意思是,失去宠爱的阿娇,即使继续留在宫中,也和远嫁蛮荒的王昭君一样可怜。这里,王安石似乎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深意:如果皇帝不听从臣子的建议,即便身处朝堂,也无异于被贬逐他方。


  王安石的第二首《明妃曲》,还留下了极具争议的一联诗:“汉恩自浅胡恩深,人生乐在相知心。”他自然是从王昭君的角度来说。可南宋以后,很多敌视王安石的人,开始挑剔、抨击这联诗,认为他写“汉恩浅”、“胡恩深”,这难道不是公然“背君父之恩”、“坏天下人心术”!无论如何,北宋一代,并无人对此二句有所质疑。王安石《明妃曲》二首,当时在京城广受赞誉,欧阳修、司马光、梅尧臣等著名诗人都先后作有和诗。

  文采高,又为百姓办实事的王安石为何能引起那么多人敌视?这和他一心变法有关。

  1063年,王安石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。仁宗死后,优柔寡断的英宗即位,屡召王安石赴京,他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有病为由拒绝。英宗很快驾崩,新即位的神宗抱负远大,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。素来主张经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,被任命为翰林学士。神宗曾问策于朝中元老富弼,富弼却回答说:“陛下即位之初,当行德惠,希望20年不提‘用兵’二字。”这与王安石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,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更为信任。1069年,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,逐渐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,史称“熙宁新法”。

  跟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,“新法”遭遇了强大阻力,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不久便辞职表示抗议,苏轼也上书反对“新法”,说:“国家之所以存亡者,在道德之浅深,而不在乎强与弱。”到了1070年,京城官员开始盛传,说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号:天命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。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。

  面对人言汹汹,神宗皇帝最终还是犹豫、退缩了。1074年,王安石罢相;次年复相;第三年,再次罢相——王安石也在这年彻底离开官场,隐居南京钟山。

  哲宗登基后,司马光当宰相,立即废止“新法”。据说,王安石听到朝廷废除差役法的政令后,愕然不已:“连这一条也废除了吗!这是我与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决定实施的呀。”

  1086年,王安石在钟山郁郁而终,享年65岁。

  王安石死后,《宋史》对他的评价是:“引用凶邪,排摈忠直,躁迫强戾”。谁忠谁奸暂且不论,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,执拗似乎是时人公论。

 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,任扬州签判。他喜欢读书,经常彻夜不眠,天快亮才打个盹儿,然后也不洗漱,直接去官府办公。北宋名将韩琦当时任扬州知州,怀疑王安石夜饮放纵,便对王安石说:“年轻人,不可荒废读书,自暴自弃呀。”王安石也不辩解,退下后说:“韩公非知我者。”后来,韩琦知道了王安石的才能,表示愿意将他纳在门下,王安石却始终不答应。

  王安石曾被临时差派,负责纠察在京的刑狱。他一上任就去“捅马蜂窝”。当时,开封有一位斗鹌鹑的少年,不肯将自己的鹌鹑借给朋友。朋友仗着两人关系密切,不告而取,少年追之,结果不慎踢死了朋友。开封府原判少年杀人偿命。王安石反驳说:“按照律法,偷拿是盗窃,不告而取便是盗贼,追而殴之便是捕盗。虽然伤人致死,律应无罪释放。”开封府不接受意见,案件提交到大理寺裁决,大理寺维持原判。王安石拒不接受,双方僵持不下,最后只能调走王安石。

  司马光曾为王安石好友。变法开始,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,劝告他不可“用心太过,自信太厚”,眼见无法改变局面,就要与王安石绝交。王安石毫不动摇,任其离开权力中心,去洛阳修史。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江西老乡,又曾举荐他为相辅接班人,有师长之谊,但最后与司马光一样,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。

       王安石的执拗名声,因明末文人冯梦龙撰写的小说《拗相公饮恨半山堂》而家喻户晓。小说说他“性子执拗,主意一定,菩萨也劝他不转,人皆呼为拗相公”,“大权到手,任性胡为,做错了事,惹得万口唾骂”,“后人论宋朝元气,都为熙宁变法所坏,所以有靖康之祸”。

  其实,王安石的“新法”,是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。宋朝的税收、贸易、邻里制度、兵役制度、差役制度、科举考试体系,方方面面都受到了“新法”的影响。但“新法”的另一后果,似乎应验了王安石当年考卷中的“孺子其朋”一语,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,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。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,王安石及其“新法”便成了罪魁祸首。带有偏见的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评价说,王安石“汲汲于财利、兵革”,使天下人几无“乐生之心”。

 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,南宋大儒朱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。他说,变法是时势使然,然而就如医者治病,本来的心愿是要救人,但其药方足以杀人。王安石实在是用错了药方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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