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语录:治大国如烹小鲜——道德经

解密一代明君唐太宗晚年,考篡改历史美化自己

2017-02-15 05:40:05 关键词:

  唐太宗晚年大兴土木 滥用民力

  早在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灭洛阳王世充后,看到隋炀帝所修富丽堂皇的宫殿,不由得感叹:“逞侈心,穷人欲,无亡得乎?”①因此即位后,抑情损欲,躬行节俭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,太平盛世的来临,太宗也逐渐醉心于崇修宫殿之中。

  李世民先是以自己身体有气疾为理由修建飞山宫;飞山宫刚刚建成,又修建了翠微宫;翠微宫尚未完工,又开始兴建玉华宫。持续不断的兴建,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当马周向太宗进谏时,太宗竟然说“百姓无事则骄逸,劳役则易使”。魏征听闻之后进谏,认为这“恐非兴邦之至言”②。赋役的加重,导致原来已经安居的百姓再次出现逃亡,并且有人自残手足来逃避赋役。唐太宗下诏禁止,并将其归结为隋朝遗风。当时隋朝灭亡已经二十多年,谁又会保留这样的遗风呢?

  贞观二十二年(公元648年),唐太宗决定再次征讨高丽,下令让剑南道(今四川)造船,由于官府催迫甚急,导致剑南百姓出现卖田宅、子女的情况,酿成暴动,太宗不得不调大军弹压。为防止事态扩大,宣布将剑南道造船费用改为官府支付,骚动才得以平息。

  唐太宗晚年并不喜欢臣下劝谏

  “贞观之治”的亮点之一就是唐太宗的从谏如流。太宗即位初年,就鼓励群臣进谏,厚赏进谏臣僚。在太宗的倡导下,群臣纷纷进谏,王珪、刘洎、岑文本、马周等都是有名的谏臣。流风所及,后宫徐贤妃、太子李承乾乃至辗转入唐的隋炀帝萧皇后都有谏言留下,隋炀帝的佞臣、处处逢君之恶的裴炬也变得敢于直谏。其中最杰出的自然是魏征。仅史书所载,魏征在太宗朝的进谏次数就高达两百多次,对其进言,太宗也基本能做到从善如流,从而演绎出一段君臣佳话。但随着文治武功的鼎盛,太宗逐渐志得意满,渐渐听不进谏诤意见了。

  贞观十二年(公元637年),魏征在与太宗的对话中指出,太宗贞观初年,恐怕别人不进谏,鼓励群臣进谏;三年以后,见到臣僚进谏,还可以高兴地接受;再过一两年,就不喜欢大臣进谏了,虽然能勉强听从,但内心终究不平。

  太宗晚年,决定东征高丽,当时大臣房玄龄、褚遂良、张亮、李大亮等纷纷进言反对,但唐太宗完全听不进去,一意孤行,最终辽东之役无功而返。太宗对纳谏态度的转变,也导致臣僚开始变得沉默。贞观十八年(公元644年),太宗让大臣直言自己的过失,长孙无忌等人却说:“陛下无失。”③谏诤风气的改变,恰好反应了太宗对谏诤态度的改变。

  唐太宗篡改历史记录美化自己

  起居注主要是用来记载帝王言行、朝政大事的,它按日记事,以日系月,以月系年,是以后编纂史书的基本素材。它的内容既不能外传,帝王也不能过问。这就能使想青史留名的帝王多少有些收敛。玄武门之变中,太宗杀兄害弟、逼父退位的事实,使他既担心社会舆论的指责,更怕史官秉笔直书,招致后世非议。这块心病一直伴随着太宗,让他寝食难安。

  贞观九年(公元635年),他终于忍不住向宰相房玄龄提出要看起居注,房玄龄感到为难,幸好谏议大夫朱子奢进谏,认为太宗此举将开恶例,导致以后史官记事会隐恶扬善,难以取信后世。太宗只好作罢。但过了七年,太宗又忍不住问谏议大夫褚遂良,假如自己有什么不善的举动他会不会记下来?褚遂良回答得很干脆:“臣职当载笔,君举必书。”④意思是说我的职责就是记载皇帝的言行,您的一切言行自然会忠实记录。这时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也说:就算褚遂良不记,天下的人也会记住。

  既然起居注无法看到,太宗就改变策略,对房玄龄说自己要看国史。房玄龄对太宗的目的自然心知肚明,但他又不敢违令,只好将起居注、国史删略成《高祖实录》二十卷进上。太宗看了之后大为满意,对删改的房玄龄等人大加赏赐。可见房玄龄在如何隐藏玄武门之变的事实上颇下了一番功夫。

  就今天的研究来看,贞观君臣修改的并不止玄武门之变这一件事,对于唐朝开国时期的许多事情都进行了篡改。晋阳起兵反隋,唐高祖李渊毫无疑问起了主要作用,这从温大雅的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里可以明显看出,但贞观君臣却将主要功劳都揽到了太宗头上。太子李建成才能不虽及太宗,但也绝非懦弱无能之辈,但在贞观君臣的改写中,建成完全变成了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形象。这种改写,将唐朝建立的主要功劳放到太宗头上,显然是表明太宗打下来的江山自然应该坐下去。

  唐太宗千古明君形象的确立,主要是由于其文治武功,但也与上述的历史改写有关。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吴兢的《贞观政要》。这部进呈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书,其撰写目的就是为了后世帝王以太宗为榜样,学习如何治理国家,因此所记基本上是太宗的嘉言善行。该书在后世影响很大,甚至不少帝王如明宪宗、乾隆帝都亲自为此书作序。随着此书的流传,唐太宗的明君形象也变得更加高大。

  唐太宗晚年曾对太子李治总结自己的一生,认为自己“益多损少”、“功大过微”⑤。这一总结是十分恰当的。在帝制时代,国家的治乱系于皇帝一身,皇帝励精图治,则国家兴盛;骄奢淫逸,则国家败亡。唐太宗的一生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风险系数非常高的制度,皇帝个人的性格、欲望等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。权力的不受约束,使国家随时都有可能逸出正常轨迹之外。

  注释:

  ①司马光,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九,武德四年夏四月丁卯条,中华书局,1956年,第5918页。

  ②司马光,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五,贞观十三年五月甲寅条,第6147页。

  ③司马光,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,贞观十八年夏四月壬子条,第6208页。

  ④王溥,《唐会要》卷六三《史馆杂录上》,中华书局2006年,第1301页。

  ⑤司马光,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,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条,第625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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