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语录:治大国如烹小鲜——道德经

汉武帝不重用董仲舒的原因:大而无当光说不练

2017-02-15 07:30:03 关键词:

  自孔子提出“学而优则仕”以来,作官就成了读书人的一种信念、一种归宿,很多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入朝理政,参与政权建设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,凭借知识优势,不断获取权力,晋升职务,有的甚至爬到了最高位。另有一些人却相反,虽然有抱负,有思想,也能勤奋工作,但始终得不到重用,有时甚至还会受到伤害。这样的例子很多,董仲舒也许更为典型。

  据《资治通鉴》载,董仲舒于公元前179年生于广川(今河北枣强县),青少年时期潜心学习《春秋》,担任博士时默默无闻,武帝时期露了一回脸,发表了“天人三策”等理论成果,提出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建议。曾先后在两个诸侯国为相,受过一次降职处分,犯过一次死罪,被赦免后,回归老百姓,在家中著书立说,直至亡故。这个人有德有才,也积极要求上进,但在政治上作为有限。考察他的生命过程,不难发现,他有明显的弱点,这些弱点构成了诸多障碍,制约着他的升迁和进步。

  他有一种严重的务虚倾向,不关心具体事务,会说不会做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一道障碍。董仲舒长期担任博士,职级不高,地位却重要,能参政议政,和皇帝说得上话。朝中每有重大问题,或是皇帝拿不准的事情,一般都交给下面讨论,博士就是参与讨论者之一。许多身为博士的官员,就是利用这种时机,通过发表政见,引起了领导注意,从而得到提升。仲舒先生入朝前已有名气,如果循着别人的路子,利用博士这个平台,充分展示才干,肯定会有很大的前程。遗憾的是,他没有这样做。考察他的任职表现,可以看出,他的追求比较宏观,有务虚倾向,不怎么热心具体事务,不善于做具体工作。任博士多年,他无数次参与过讨论政务,却没有留下多少真知灼见,史书上也没有他的发言摘录。也许他说了话,谈了看法,大概都是些大而无当的东西,没有采用价值。

  时间长了,他的影响和作用渐渐淡去,没有人再拿他当回事。本来,秦汉时期的儒生,就有光说不练的毛病,仲舒先生无疑强化了这个毛病。即使在他提出“天人三策”等重大理论后,武帝也仍然怀疑他的行政能力。他也许郁闷过,也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,可他没法克服自己的弱点,改变不了专事务虚的喜好。那么,当了多年博士,他都干了些什么呢?主要做了两件事,一个是学习研究,另一个是教书授徒。因为过于专注,他曾“三年不不窥园”,经常“下帷讲诵”,整个儿心无旁骛,潜心读书授徒,学习精神感人至深。现代人醉心学业者大有人在,也曾留下很多美谈,但比起老董来,实在不值一提。仲舒先生的博士生活是平静的,天天捧着竹简,学而不厌。他学了些什么呢?司马光告诉我们,该人“少治春秋”,似乎也兼学别样,既不但学《春秋》,学诸子百家,也参考了一些旁门左术。毕竟,官场不是学校,学问也不代表能力,如果你过于务虚,能说而不会做,那你就得受点委屈,职务上不能有过多奢望。

  他廉洁清高,品行端正,但不善于领会上级意图,不适应皇帝的用人方略,不懂升迁之道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二道障碍。汉武帝虽然倾心儒术,骨子里却好大喜功,追求霸业,为了这种需要,他用人路数多变,大体是重视能力,忽略品行。仲舒先生的确想有所作为,早点儿进步,但不揣摩武帝的用人策略,不主动适应选人需要,只按自己的想法为官行事。博士是个学官,既无财权也无人权,他安于岗位,从未动过调到权力部门的念头。他很注重道德修养,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。当博士时,他“进退容止,非礼不行”,向人展示的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。在江都王手下为相时,他一如既往,“正身以率下,数上疏谏争,教令国中,所居而治。”这样一个人,如果换个朝代,肯定升迁有望,但武帝时期不行。武帝用人不重品行,他却品行端正;武帝用人看重能力,他却很少展示才干。这样,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,他完全走出了武帝的视野。他不是故意较劲,这对他没有半点儿好处,如此行事,完全是品性使然。

  这里,还应该提到一个叫公孙弘的人,该人曾研习过《春秋》,和老董同朝为官,也都从博士起步,但人家进步极快,从博士到左内史、御史大夫,直到当了丞相,这时的老董依然顶着博士头衔,在原地踏步。究其原因,就在于两个人为官行事完全不同。公孙弘有才,但虚伪,喜欢作秀,善于迎合。他位居三公,却假装艰苦朴素,盖布被,吃素食,后来被人揭穿,他当着武帝的面也承认是在作秀,武帝却认为他诚实谦虚,倍加信任。这种事董仲舒肯定想不到,也做不出来。还有一次,公孙弘和大臣们商量好了一件事,打算向武帝汇报,武帝却说了相反的意见,公孙弘马上随声附和,点头叫好,有人看不惯,再次揭穿他的把戏,说他没立场对皇帝不忠,他还是故伎重演,认错,也狡辩几句,武帝认为狡辩有理,反而更加敬重。公孙弘这套手法,老董根本不懂,学都学不会。在官场多年,仲舒先生始终没搞明白升迁技巧,不懂官场潜在规则,不会看人眼色行事。这样的人,武帝是不喜欢的。

  他明白机会的重要,也曾辉煌过一次,但他不会趁热打铁、顺势而为,被动等待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三道障碍。仲舒先生经过多年苦修,完成了理论构建工作,接着就是等待机会,以便向武帝做具体阐述。官场机会多多,小打小闹没有意思,大机会才有大影响。他就像个苦练多年的歌手,候着某个最佳时机,以便在舞台上一炮走红。这时候武帝刚刚执政,清静无为的理念大有市场,窦太后偏爱《老子》,恶心儒学,同时还把持着朝政。仲舒先生尽管不够敏感,但也清楚老太后的心思,所以,一直保持沉默。公元前140年,“诏举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,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”。一百多号人,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,听武帝出题,然后作答。

  老董知道时机已经成熟,参与了这次贤良对策。武帝围绕天下治乱连出三题,每题又有多问,董仲舒也不含糊,一一予以回答。在这段被称为“天人三策”的答对中,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,具体阐述了天人感应理论,主张兴太学、求贤才,特别提出了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的建议。这次对策,老董做了充分准备,相信这个理论会产生影响,会得到武帝赞赏,说不定还会受到重用。这个时候,如果他趁热打铁,再提几条具体的政策措施,或者顺势操作一下,私下里做点儿工作,那么,预期的进步没准就能实现。但是他什么也没做,只是背动地等候,最终等到了一纸外派任职的命令,地点是江都,职务是相。这似乎也是重用,毕竟比博士多了点儿权力,待遇也高出许多。在江都,他又回到了当博士时的老路,规规矩矩,非礼不动,据说还真的受到了江都王的敬重。

  他是个好人,从不越雷池半步,但缺乏防范意识,得罪别人自己却浑然不知,无力自保是影响他升迁的第四道障碍。宫廷斗争,永远存在,斗争的理由千奇百怪,你可能会得罪人,会妨碍别人进步,甚至会被某人某事株连,如果不加防范,就不能自保,更谈不上升迁。老董以为自己不争不斗、不党不派,完全可以独善其身,用不着防范什么。这种心态最终让他吃了两次大亏。一次是无意间得罪了人,反被该人施以黑手。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孙弘。老董看不起他,说他当官靠的是阿谀奉承,这话一来二去就传到了对方耳朵里,公孙弘表面不动声色,背地里却恶意运作,把董仲舒弄到胶西王那里为相。胶西王一贯胡作非为,滥杀官员,早已声名狼藉,在这种人手下工作,随时都有送掉小命的可能。老董尽管迟钝,也知道自己遭了暗算,只好被迫辞职。

  另一次是意外地遭到了小人陷害,差点送掉老命。具体过程是,老董曾痴迷过灾异现象,某年,辽东高祖庙和长陵帝庙发生火灾,他在家里推演火灾缘由,并联系实际评判政治得失,写好草稿,未及上送,却被一个叫主父偃的人窃走。这个人就像特务,善于收集别人隐私,然后秘密告发。这次也不例外,他把老董的手稿秘送武帝,捎带着说了很多坏话。武帝很生气,把手稿交由儒生讨论,有位叫吕步舒的人认为,这篇东西愚蠢透顶,有讥讽国家领导人之嫌。吕步舒是董仲舒学生,似乎有点儿笨,没看出文稿是老师的手笔。这样,老董没头没脑地犯了死罪,不过,武帝没动杀机,很快下诏赦免了这位谨言慎行的老人家。从此,老董离开了官场,重返书斋,彻底中止了升迁之梦。这种结果,不知他老人家是否遗憾,是否悟出点儿什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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