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语录:治大国如烹小鲜——道德经

揭秘匈奴冒顿欲妻吕后的屈辱经过

2017-02-15 07:55:24 关键词:

从汉高祖到汉武帝,面对强大威猛的匈奴帝国,华夏经历了70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极其屈辱的历史。直到汉武帝时代,通过一次次大规模的远程打击,最终击毁了帝国匈奴,这才永久解除了匈奴对华夏近乎致命的威胁。这段历史有人称作是“韬光养晦”式的历史,其实是“孙子式”的外交历史。

从春秋、战国、暴秦直至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,中国经过其间连续近600年的战乱、毁坏、凋敝及暴政。初生的华夏汉帝国,处于构建一个统一、安宁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。其时,毗邻的强大凶猛的匈奴,正在雄才大略、凶猛无情的冒顿单于统领下,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。

匈奴,是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。可以说,至少从“华夏盟友”襄助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,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、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。七个世纪里,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,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,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,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--215年,蒙恬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,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,以至如《过秦论》所言:“却匈奴七百余里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。”

“蒙恬死,诸侯畔(叛)秦,中国扰乱,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,於是匈奴得宽。”(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)特别是“汉初定,故匈奴以骄”,匈奴发动了急剧的武力扩张,“大破灭东胡王”,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,“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……遂侵燕、代。”(同上)

    汉高祖曾不听规劝,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20余万征伐匈奴。结果,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”。灭顶之灾过后,汉高祖便开启了一种“孙子”式的外交防御,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“绥靖”政策:

    一是和亲:“以长公主(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)妻之(指冒顿),厚奉遗之,彼知汉女送厚,蛮夷必慕以为阏氏(单于正妻),生子必为太子。代单于”;

    二是朝贡:“(匈奴)贪汉重币。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(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)数问遗(多次抚问赠送),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”。 “冒顿在,固为子婿;死,则外孙为单于。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?兵可无战以渐臣也。”(《史记•刘敬叔孙通列传》)

     “冒顿乃少(稍)止。”(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)


 汉高祖死后,冒顿竟然依据与汉设定的“昆弟”关系而遣书吕后,“妄言”要将匈奴“兄弟死,皆取其妻妻之”的“收继婚”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、汉帝国太后。结果“高后大怒”,欲“斩其使者,发兵而击之”,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,这位“为人刚毅”、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“年老气衰,发齿堕落,行步失度,单于……不足以自污”,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,“复与匈奴和亲。” (《史记•吕太后本纪》;《汉书•匈奴传上》)

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,即“复修和亲之事”。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“原(愿)寝兵休士卒养马,除前事,复故约”。期间,也经历匈奴大举入侵汉地,“杀略(掠)人民”。文帝“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”进军击敌,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。此时,汉廷战略讨论的压倒性共识还是,弱者必须拥有和平,哪怕是朝贡式的:“汉议击与和亲孰便。公卿皆曰:“单于新破月氏,乘胜,不可击。……和亲甚便。”(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)

    公元前166年,和平再度破裂: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,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三百里。文帝再度坚决抵抗,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,分别“军长安旁以备胡寇”和“大发车骑以击胡”。搭箭在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“出塞即还,不能有所杀”而中止;随后,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与文帝答复“前事……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(欢)”,两帝国相约“匈奴无入塞,汉无出塞,犯约者杀之,可以久亲。” (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)

    公元前158年,老上单于死后即位的军臣单于“绝和亲”,大举入侵汉边,于是军事/外交事态的老模式——匈奴杀掠汉民、汉军挺进边境、匈奴撤往塞外、汉廷收兵罢征、朝贡和平恢复——又重复一遍。不过这一次,恢复朝贡和平是由公元前157年继位的汉景帝成就的。他先挫败吴楚七国之乱中赵王与匈奴“合谋入边”的阴谋计划(“汉围破赵,匈奴亦止”),然后“复与匈奴和亲,通关市,给遗匈奴,遣公主,如故约。” (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)

 历史性根本转折时期,出现在公元前133年。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、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十万骑兵大举入侵。于公元前141年继位的汉武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,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;然而,单于“识破汉兵谋”率军撤往塞外,“以故汉兵无所得”。自此,“匈奴绝和亲,攻当路塞,往往入盗於汉边,不可胜数”(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;《史记•韩长孺列传》),总共历时近70年的朝贡和平——“孙子式”外交战略终告破裂和消亡。

   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,而是“战争霸王”。农耕华夏拥有这么一位在其史上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之幸。尽管他在完成伟业之后的后续政治长期是穷兵黩武、横征暴敛、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,以致民不聊生、国库空虚、国家混乱。

公元前127年,武帝发动漠南之战,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、“战神”卫青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,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,“取河南地,置朔方郡”。公元前124年,匈奴右贤王数次侵扰朔方,武帝遣卫青统帅几路大军凡十余万人击之,大胜。公元前121年,武帝发动河西之战,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将领霍去病两次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,又大胜。公元前119年,武帝发动漠北之战——中国史上最长距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远征,令卫青﹑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分道击破匈奴,后者深入两千余里,斩敌七万余人,直至狼居胥山(约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)。是后匈奴远徙,“漠南无王庭。”(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、《史记•卫将军骠骑列传》)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。

    自此,直至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,女真族金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、杀戮劫掠为止,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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