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语录:治大国如烹小鲜——道德经

历史上的寇准是怎样的一个人?

2017-02-15 09:52:50 关键词:

八十年代初,刘兰芳的评书<<杨家将>>,风靡了大江南北。对很多人来说,通过[1]听评书,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杨家英烈精忠保国的赤胆忠心,也了解到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。其中就包括寇准的故事。很有意思一个问题是,评书把寇准称为“寇老西儿”。现代人把山西人戏称为“老西儿”,对有些著名的山西人,冠以“X老西”,如阎锡山,也叫阎老西儿。所以,评书是把寇准作为山西人了,而且刘兰芳还总是绘声绘色地用山西口音模拟寇准说话。看了<<宋史>>的<<列传第四十>>,才知道这是谬误。

“寇准,字平仲,华州下圭(右边加耳刀)人也。”华州,今陕西省华县;下圭(右边加耳刀),今陕西渭南。宋时华州为大州,辖渭南。现在陕西行政划分翻了过来,渭南专区(市)辖华县。所以,无论谁辖谁,也无论是古是今,寇准都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,而不是老西儿。其实评书演义中的一些人和事,是当不得认真考证的。如“寇准背靴”的故事,是杨六郎能重新回到征辽战争,以及以后的杨宗保替父出征和穆桂英挂帅的关键,极具戏剧性。但在<<宋史>>中却是只字不提,明显是民间演义化的结果。无论今古,人们显然乐道于这种以讹传讹的故事。过去有演义,现在

有连续剧,其实都是“戏说”。实在没有必要依据正史一件一件地“辨伪”。但涉及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,他的出身籍贯,还是应该属实认真的。我这篇短文的目的,就是谈谈寇准的几个真实故事。

寇准出身于世家。十九岁时,中举要考进士。当时的皇帝是那个从哥哥手中巧得天下的宋太宗赵光义。赵光义选进士的特点是倾向年长的,所以有人就向寇准建议把年龄往上改一改,以期得中。寇准答曰:“准方进取,可欺君邪?”从仕起始,就奠定了诚实的基础。<<宋史>>多次提及寇准的正直,如“帝久欲相准,患其刚直难独任”;“准为相,守正嫉恶,小人日思所以倾之”。寇准死后,皇帝宋仁宗“赐谥曰忠愍”,可见寇准的为官之道和为人之本。 寇准以他的才干,很快地得到了太宗的赏识,但他却不是一味地去迎合附势。<<宋史>>道:“尝奏事殿中,语不合,帝怒起,准辄引帝衣,令帝复坐,事决乃退”。想一想,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,竟敢在皇帝发怒离开的时候,拉着皇帝的龙袍,让他重新坐下,一直到问题解决。这可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啊。就是今天在公司企业里,我们敢在老板盛怒时据理力争,直到老板让步为止吗?这还根本不牵扯到脑袋搬家的问题。所以,宋太宗深有感触地把寇准和唐太宗时著名的“诤臣”魏征相比,他说“朕得寇准,犹文皇之得魏征也。”唐以后,为臣的,能被皇帝看作魏征,应该是最高的赞赏了。

寇准正直,处事就难免失于直。不但是朝廷大臣,就是对皇帝,寇准也一样直言不讳,毫不客气,甚至要与皇帝论是非曲直。端拱二年(989年)的一天,寇准在大殿上奏事,言辞非常激烈,宋太宗听着非常生气,几次打断寇准的话,寇准就是不听。宋太宗大怒,起身离座向后走去。寇准却一步上前,拉住宋太宗的衣角,不让皇帝走,硬把宋太宗拽回座位上坐下,自己坚持把话说完。当时,殿上的大臣都以为寇准这次要吃苦头了,全天下谁敢在皇帝生气的时候,拉着龙袍不让走,那是犯上的大罪。没想到宋太宗坐下以后,头脑冷静了许多,听完寇准的话,不但不生气,反而大加表扬。同样在庙堂之上,寇准当着皇帝的面,和同僚争吵,尤如水火,连皇帝都无法制止。争对了,皇帝高兴,嘉奖升迁;争错了,皇帝恼火,撤职远谪。 一次,为天下大旱,太宗召众相讨论。大家都在以天数为借口打皇帝的马虎眼,唯独寇准讲是天人感应,“大旱之证,盖刑有所不平也。”把天灾与官宦的执法犯法和营私舞弊连到一起。太宗细问证据,寇准说,祖吉、王淮两人都因受贿犯法,祖吉得到的赃款少,却被杀了;而王淮因为是副宰相王沔的弟弟,获赃上千万,只受了杖刑,却官复原职,这难道不是不平吗?太宗责问王沔,王沔不敢再瞒,低头认罪。寇准因此得到了太宗的褒奖,并升为左谏议大夫、枢密院副使。 这一次,王沔受贬,寇准升迁。但并不是次次如此,证据对自己不利的时候,争吵只会带来负面作用。一天,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。有个疯子拦住寇准的马,向寇准山呼万岁。寇准的政敌枢密院知院张逊得知后,派人向皇帝密告,说寇准有异心。寇准用温仲舒为证人,为自己辩护。他和张逊在太宗面前激烈争吵,相互揭短,使得太宗龙颜大怒。当下撤了张逊的职,也把寇准贬到青州当知州。


这是寇准在仕途上的第一次失利。当时,他才31岁。太宗深知寇准的才干和秉性,把他外放的目的,只是想让他收敛一点,老道一些。寇准走后,皇帝经常念及他,也为寇准不在身边而闷闷不乐。想寇准时,就问左右的侍从,“不知寇准在青州过得怎样?”答曰:“准得善藩,当不苦也”。看来这帮皇帝周围的宦官们也不喜欢寇准。要不然,为什么当皇帝再问寇准情况时,他们猜透了太宗想重新起用寇准的心思,落井下石地挑拨道,“您老人家对寇准这么怀念,终日不忘;可他寇准在青州整日饮酒作乐,什么时候还想念您呢?”

一年后,当太宗下决心重召寇准回京,并升为副宰相时,寇准还是那个血气方刚的“诤臣”吗?会不会第二次被打倒呢?寇准回京后,太宗正害着严重的脚病,行走自然不便。见到寇准后,太宗首先让寇准看自己的足疾,然后不无责备地问,“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?”,有意显示和寇准的亲昵情感。寇准却表现出一贯耿直的性格,没说一句奉承讨好的话,也没表示“永不翻案”,痛改前非。而是不冷不热地说,“臣非召不得至京师。”差点儿没把皇帝噎死, 整个一个死不改悔!

随着年事日益增高,太宗心头最大的隐忧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。作为大宋的第二代核心,他对权力交接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首先,他的哥哥,开国的第一代,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是在一场政变闹剧中黄袍加身,从幼儿寡母的手中夺得天下的;而他正是全部过程的策划人和参与人。然后,到老哥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时刻,又是他以尊照皇太后懿旨的理由,硬是把传统的传位于子的传统变成了传位于弟的事实,流下了千古也无法说清楚的灯斧之谜。现在,他也老了,他要自己死前,把这个继承人的事办好,让抢班夺权的历史,从他开始,也随他而终。

太宗相信寇准的忠诚,直截了当地问:“据你看,我的几个儿子,谁可承继大统?”刚见面,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,而且是当着那些对寇准没有好感的侍从宦官的面,寇准当然不想直接回答。他向太宗提出,选皇储时应避免向三种人咨询,一是女人,也就是皇帝的后妃;二是中官,也就是宦官;三是近臣,“因为陛下是在为全天下选储君啊”。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这三种人只知道狭隘的小集团利益。寇准这段充满政治睿智的话,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太宗的问题,却含有极为深刻的道理,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。<<宋史>>对寇准的这个总结评价很高。说寇“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,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、谋及中官、谋及近臣。此三言者,可为万世龟鉴。”

太宗低头沉思良久。然后让身边的所有的人都退下,只剩他和寇准。这次皇帝是动真格的了。“你看襄王可以吗?”太宗问。寇准说,“陛下选择的是可以副天下望者,知子莫如父。圣上既然认可,就应该立即作出决定。”太宗见寇准真心地支持他的选择,立即让襄王做开封尹,改封寿王,立为皇太子。所以,太宗召回寇准的目的,就是为了解决立皇太子这件大事,为权力的移交作准备。足见太宗对寇准的信任。但皇帝就是皇帝,生怕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别被任何人夺走,哪怕就是太子。一次太子祭祀完太庙回来,人们争相观瞻,赞不绝口,“真是个少年天子”!话传到太宗那里,太宗不高兴,问寇准,“人心都归顺到太子了,把我往哪摆呢?”古往今来,为权力和威望之争,毁灭了多少本应是平和的权力交接,使民众多次陷于战乱的水火之中!太多的大臣,为了自己的私利,依附于争斗中的一派,浑水摸鱼,全不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。而寇准,只用了六个字,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太宗的疑虑:“此社稷之福也。” 提到宋太宗和儿子宋真宗之间的交替,就不能不谈谈寇准的同事吕端。吕端与寇准共事多年,寇准直率,锋芒毕露;吕端沉稳,大志若愚。二人同时为相,尽管有时吕端为正,寇准为副,但寇准依旧是咄咄逼人,而吕端总是相忍为安。<<宋史>>说吕端“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”,原因是他深知“宰相不和,不足以定大计”,是以国家大利益为重的。太宗选拔吕端为宰相时,有人告诉太宗,吕端糊涂,不能为大任。太宗说,“端小事糊涂,大事不糊涂。”,他说得真是对极了。如果说,寇准是太宗下决心立太子的关键人物;那么,吕端则是为太子继位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。 太宗临死时,宦官王继恩忌恨将要继位的太子,联合副宰相李昌龄、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,阴谋另立楚王元佐为君。太宗死后,李皇后派王继恩去召吕端,吕端感觉事情有些不对。他先将王继恩监禁起来,并派人看守。然后入宫见李皇后。李皇后说,皇上已死了,立他的长子为君,是否更好,你看如何?吕端回答道:先帝生前立太子就是为了今日。现在他刚去世,尸骨未寒,我们怎能违背他的遗愿而另有所议呢。说完,将太子请出,立为真宗。更有意思的是,当真宗垂帘与群臣相见,接受朝贺时,吕端站立不拜,要求将帘子拿掉,并走上前,辨认确实是真宗本人后,才率百官下跪,山呼万岁。一点不含糊,突显他“大事不糊涂”的秉性。

毛泽东熟读经史,他送给叶剑英两句话,“诸葛一生惟谨慎,吕端大事不糊涂”。就是把叶剑英同吕端相比。毛死后,叶用政变的方式,扶持了毛晚年刻意提拔的接班人华国锋,把毛的“红都皇后”江青及其追随者投入了监狱,与宋太宗死后吕端所作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是毛泽东确有知人之明?还是历史的巧合?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争论不休。不过,这是题外的话,这里就不引伸了。

回到寇准的故事上。大家要问,在吕端办不糊涂的大事时,同为宰相的寇准在哪?在干什么?答案是,他在邓州(今河南邓县),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当知州,在接受太宗对他的第二次惩罚。 起因还是他那耿直好辩的习性。从官宦间的私人恩怨,引发了寇准与冯拯为朝制规则的激烈争斗。按吕端的话讲,“寇准性刚自任,臣等不欲数争,虑伤国体”,总是让着他;太宗也说,“若廷辩,失执政体”,就是劝寇准停止争斗。可寇准偏是不听,“犹力争不已”,甚至要与太宗“论曲直”。人狂到这份上,用北京老话讲,就是“没治了”。但还不仅如此,寇准的狂妄深深伤害了太宗的心,因为他是一直眷顾和培养寇准的。太宗最后伤感地说寇准,“鼠雀尚知人意,况人乎”?不可救药,失望到底。把寇准再一次逐出京城。

寇准又开始了新的外放生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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