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语录:治大国如烹小鲜——道德经

乌台诗案:针对苏东坡的文字狱

2017-02-16 08:31:53 关键词:

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(1068——1077)重用王安石变法,变法失利后,又在元丰年间(1078——1085)从事改制。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,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,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“乌台”,所以此案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  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。然而,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,异议不断,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。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,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,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,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,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上了风口浪尖。

  苏轼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四川眉山人。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。诗词开豪放一派,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苏轼少负才名,博通经史,嘉佑二年(1057年)中进士,之后才名满天下。他资禀忠爱,议论英发,历典州郡,所至皆有去思。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,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。宋英宗赵曙(宋神宗父)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鼎鼎大名,十分仰慕。继位后,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,授予他知制诰职务。但宰相韩琦却说:“苏轼是能成大器的,今后必然会被皇帝所重用,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,那么全国的文入学士都会为皇帝效劳。那时,人小所向,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。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,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,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。”宋英宗还是不甘心,又问韩琦:“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?”韩琦说:“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,官品接近,恐怕也不太合适。”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,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。在宋神宗时,苏轼才受重用,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。

  元丰二年(1079年)四月,苏轼调任湖州(今浙江省吴兴县)。到了湖州后,苏轼作《湖州谢上表》。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,只要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,再叙皇恩浩荡之类便可以上交了。但苏轼性格豪迈,不拘小节,兴之所至,又在谢表中添加了一句“知其生不逢时,难以追陪新进;查其老不生事,或可牧养小民”,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,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。

  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,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,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,文章一出,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,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。由于“新进”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,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。他们指责苏轼以“谢表”为名,诽谤朝廷,发泄对新法的不满,请求对他加以严办。

  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,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。为了置苏轼于死地,一张有预谋的罗网悄悄展开了。

  御史李定、何正臣、舒亶等人弹劾苏轼“玩弄朝廷,讥嘲国家大事”,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《杭州纪事诗》做为证据。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,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,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。如苏轼自责的“读书万卷不读律,致君尧舜知无术”一句,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,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、舜那样的圣人,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、监督官吏;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惟有蜇龙知”,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。“皇上如飞龙在天,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,不臣之心,莫过于此”!

  如此一来,苏轼的罪名就大了,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,非死不可了。

 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,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,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,只同意逮捕苏轼,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,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。

  同年七月,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。苏轼好友王诜得知消息后,紧急派人告知苏辙,苏辙立即派人送信给兄长。苏轼得知消息后,立即请假。皇甫遵到后,苏轼不敢出来,后来才勉强出来相见。

  在进京的路上,苏轼听说罪名重大,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,因此数次想跳水自杀,只是担心自己一死,会牵连到弟弟苏辙,这才没有下定决心。苏轼走后,他妻子王闰之(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堂妹)为了避祸,将苏轼诗文手稿全部烧毁,苏轼的作品因此而湮没不少。苏轼后来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起这事:“州郡望风,遣吏发卒,围船搜取,老幼几怖死。既去,妇女恚骂曰:是好着书,书成何所得,而怖我如此?悉取烧之。比事定,重复寻理,十亡其七八矣。”(《黄州上文潞公书》)[王诜,字晋卿,山西太原人。他才华横溢,是当时著名的画家,以“不古不今”的画风而著称。后来更是因为娶宋英宗赵曙次女宝安公主而成为驸马爷,身份显贵。他与同样才华横溢的赵佶(后来的宋徽宗)关系极为亲密,非同一般。

  到京城后,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,交御史台审讯。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,如司马光、范镇、张方平、王诜、苏辙、黄庭坚,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、文同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受到牵连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

  “乌台”即御史台,据《汉书·朱博传》记载:“是时,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;又其府中列柏树,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,晨去暮来,号曰朝夕乌。”意思是说御史府中有许多柏树,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,晨去暮来,号为“朝夕乌”。因此,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,御史台为乌台。

  苏轼下狱后,其长子苏迈一直照顾他。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,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。由于父子不能见面,暗中约好,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,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,就改送鱼,以便早做心理准备。有一天苏迈有事,不能去给父亲送饭,就托一个朋友代劳,但苏迈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,偏巧朋友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。苏轼一见大惊,以为自己难逃一死,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。

  其中之一为:

  圣主如天万物春,小臣愚暗自忘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,十口无归更累人。

  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因。

  之二为:

  柏台霜气夜凄凄,风动琅珰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,魂飞汤火命如鸡。

  眼中犀角真君子,身后牛衣愧老妻。百岁神游定何处,桐乡知葬浙江西。

 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,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,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。宋神宗此时也犹豫不决,宋太祖曾有誓约,除叛逆谋反罪外,一概不杀大臣。而朝廷中也有多人爱惜苏轼才华,为苏轼求情。就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,也紧急上书劝说宋神宗: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”重病在床的曹太后已经奄奄一息,听说苏轼的事后,抱病责备宋神宗。这些台前幕后的人,对挽救苏轼的命运起了决定的作用。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,贬其为黄州(今湖北省黄冈)团练副使,但不准擅离该地区,并无权签署公文。

  苏轼被拘禁近百日,终于获释。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,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,在黄州的日子,苏轼写下了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等脍炙人口的诗词。

  受苏轼牵连的人中,有三个人的处罚较重。驸马王诜首当其冲。他因为事先泄露机密给苏轼,且交往亲密,在御史台调查时不主动交出苏轼的诗文,被削除一切官爵。其次是王巩,被御史附带处置,发配西北。第三个是苏辙,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,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,遭受降职处分,调到高安,任筠州酒监。其他人,张方平与其他大臣都是罚红铜三十斤,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,都各罚红铜二十斤。喧嚣一时的“乌台诗案”终告结束。

  王诜是皇亲国戚,尤其王诜妻子宝安公主(后改为蜀国公主,累改秦、荆、魏三国)为宋神宗亲妹,都是高太后所生,兄妹感情极为深厚。有如此关节,王诜却被处罚得最重,这就格外令人纳闷了。宋神宗在贬黜王诜的手诏中说:“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,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,由是公主愤愧成疾,终至弥笃。”由此推断,除了受到苏轼牵连的因素外,宝安公主病重才是王诜被贬的主要原因。王诜虽然娶了金枝玉叶的宝安公主,宝安公主也极为贤惠,然而名士风流,王诜还是先后娶了几个小妾。宝安公主因此被冷落,经常郁郁寡欢,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三岁时夭折,最终使她忧伤成疾。宋神宗恼恨王诜,因此才借“乌台诗案”从重处罚妹夫。王诜被贬的第二年,宝安公主已经病入膏肓,高太后前来探望,宝安公主从昏迷中醒来,悲伤地告诉母亲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母女二人抱头痛哭。片刻后,宋神宗匆忙赶来,亲自为妹妹诊脉,又亲手给妹妹喂粥。宝安公主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情意,勉强将将粥喝完。宋神宗赏赐给宝安公主六千金帛,又问妹妹有何要求。宝安公主说:“复诜官而已。”意思是请皇帝让丈夫王诜官复原职。第二天,宝安公主去世,年仅三十岁。宋神宗听说后,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往公主府邸吊祭。结果,刚刚望见公主府的府门,皇帝就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,并因此而罢朝五日。兄妹的手足情深,由此可见一斑。为了满足宝安公主最后的愿望,宋神宗打算召回王诜,但就在这个时候,宝安公主乳母告发说王诜经常不检点,甚至纵容小妾有不尊重公主的行为。宋神宗闻之大怒,下令杖责王诜的小妾,并全部发配给士卒。王诜则再次被贬往均州,一直到宋神宗死后才被放还。

 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

  1079年7月,苏轼在湖州任上,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,次年元月,被流放至黄州。诗案之前,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,苏轼历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,政绩卓著。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,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而诗案之后,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,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,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、转向人生体悟。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,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,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,收敛平生心,我运物自闲,以达豁然恬淡之境。

  以乌台诗案为界,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。在贯穿始终的“归去”情结背后,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,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——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

  首先,在题材上,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“具体的政治忧患”,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“宽广的人生忧患”。

  苏东坡,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过去生活的态度,一向是嫉恶如仇,遇有邪恶,则“如蝇在台,吐之乃已”。在杭州,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,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:“我本糜鹿性,谅非优辕姿。”不仅如此,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,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。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,他起的题目却是《吴中田妇叹》:“汗流肩赤栽入市,价贱乞与如糠粞。卖牛纳税拆屋炊,肤浅不及明年饥”;他在歌咏“春入深山处处花”时也写农民的食粮,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,只因“尔来三月食无盐”,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;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,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:“人如鸭与猪,投泥相溅惊”;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,他渴望“致君尧舜”,渴望有朝一日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”。他探问:“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”他轻狂:“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!”

  然而,“世事一场大梦.人生几度秋凉”。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。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,使他“讽刺的苛酷,笔锋的尖锐,以及紧张与愤怒,全已消失,代之而出现的,则是一种光辉温暖、亲切宽和的识谐.醇甜而成熟,透彻而深入。”在下棋时,他体悟到:“着时自有输赢,着了并无一物”。在幽林静山之间,他豁然开朗:“夜凉吹笛千山月,路暗迷人百种花。棋罢不知人换世,酒阑无耐客思家”。他不再执著于“奋力有当时志世”而是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”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,面对“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”,发出“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”的感叹,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。他飘然独立,只愿做一只孤鸿: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”

  其次,在文化上,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。

  前期,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,即使有“归去”之心,也是“欲回天地如扁舟”“何日功成名遂了,还乡”。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,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:“秋禾不满眼,宿麦种亦稀。永愧此邦人,芒刺在肤肌。平生五千卷,一字不救饥”;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,“鬓微霜,又何妨!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”尤其在密州徐州时,其锐意进取、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。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《易经》中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思想,希望“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”,能动于改革,为变法摇旗呐喊。

  后期,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,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,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。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“肝胆非一家”。所谓使人追求的“浮名浩利”,对他来说已经是“鹤骨霜髯心已灰”,只能劳神费力,再没有什么“西北望,射天狼”的豪情壮志,“穷猿已投林,疲马初解鞍”。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,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“惆怅东南一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?”他深受佛家的“平常心是道”的启发,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,并乐在其中。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,他大喜:“十年归梦寄西风,此去真为田舍翁。”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,“神游八极万缘虚”了。久旱逢甘露,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,他写诗道:“沛然扬扬三尺雨,造化无心恍难测。老夫作罢得甘寝,卧听墙东人响屐。腐儒奋粝支百年.力耕不受众目怜。会当作溏径千步,横断西北遮山泉。四邻相率助举杵,人人知我囊无钱。”

  第三,在风格上,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、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;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、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。

  就词作而言,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,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,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,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,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:有词如“有笔头千字,胸中万卷,致君尧舜,此事何难!用舍由时,行藏在我,袖手何妨闲处看?身长健,但优游卒岁,且斗樽前”锋芒毕露;一首《江城子密州出猎》决不可“十七、八女子,执红牙板”来悠然而唱,而必须要“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,吹笛击鼓以为节,颇壮观也。”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,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。

 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,也有娱宾遣兴,秀丽妩媚的姿采。诸如咏物言情、记游写景、怀古感旧、酬赠留别,田园风光、谈禅说理,几乎无所不包,绚烂多姿。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。虽然也有“人间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”的大悲叹,但更多的却是“花谢酒阑春到也,离离,一点微酸已著枝”的小恻隐,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,开始静观自然:“林断山明竹隐墙,乱蝉衰草小池塘”;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:“敛尽春山羞不语,人前深意难轻诉”;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:“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、离人泪。”其间大有庄子化蝶、无我皆忘之味。至此,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、歇斯底里的狂吼、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。其题材渐广,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。

  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原因

 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,现直接引用过来:“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。有人说,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:苏轼由当初的“奋厉有当世志”、“致君尧舜”,转变为“聊从造物游”的艺术人生。案前,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;其后,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,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。也有人说,黄州时期.“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,转移到大自然。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,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”。诗案对于苏轼,浑如一场恶梦。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,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,重新认识社会,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。”

  现从先生的角度,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。

  首先,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。乌台诗案之后,苏东坡谪居黄州,远离官场。在黄州,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:“现寓僧舍,布衣蔬饮,随僧一餐,差为简便。以此畏其到也。穷达得丧粗了其理,但廪禄相绝,恐年载间,遂有饥寒之扰。然俗所谓水到渠成,至时亦必自有处置,安能预为之愁煎乎?初到一见太守。自余杜门不出,闲居未免看书,惟佛经以遣日,不复近笔砚矣。”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等地,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。他“寓僧舍”、“随僧餐”、“惟佛经以遣日”。这说明,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。

  其次,崇尚佛老思想。乌台诗案是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,在仕途失意之时,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。他在《安国寺记》里写道:“余二月至黄舍。馆粗定,衣食稍给,闭门却扫,收召魂魄。退伏思念,求所以自新之方。反现从来举意动作,皆不中道,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。欲新其一,恐失其二;触类面求之,有不可胜悔者。于是喟然叹曰:道不足以御气,性不足以胜习,不锄其本而耘其末,今虽改之,后必复作。盍归诚佛僧,求一洗之。’得城南精舍.曰安国寺.有茂林修竹、陂池亭谢。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’,深自省察.则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,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净.染污自落;表里核然.无所附丽。私窃乐之……”“归诚佛僧,求一洗之”、“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”。这说明,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,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。

  第三,儒道佛三教合一。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,但是实际上,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,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和于宋代“修己治人”统一起来,故其作品谈禅说理、怀古感今,无所不包。在黄州时,苏轼逍遥游世:“吾生本无待,俯仰了此世。念念自成劫,尘尘各有际。下观生物息,相吹等蚊蚋”;在惠州时,他超然淡泊:“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。优哉游哉,聊复尔耳”在儋州,宠辱不惊、履险如夷、临危若素:“春牛春杖,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丐春工,染得桃红似肉红。春幡春胜,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,卷起杨花似雪花。”

 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,命途多舛。宦海沉浮,两遭流放。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,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。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,使他走出市井朝廷,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、青山秀水之中,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“自在洒脱、空灵超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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